蔡昉在报告会现场回答听众提问

时间：03-21  来源：  作者：

    1．
    （听众1）问：您好，很多人认为名校大学生的能力范围会比普通大学的强一些，我想问一下您对此有何想法？

    （蔡昉）答：这个不是我的研究范围，但就我个人的看法，我确实是观察过我们中国的一些名校，我们确实有扶强抑弱的倾向，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上，从资源的占有上有天壤之别，名校确实占据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如北大清华，他们能获得更大的信息量。比如，我们如果想安排哪个国家的总统、议长做一个报告，往往会优先到这两所学校去。这个确确实实会使得我们的学生在信息捕捉量上会有所差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高度的信息分享式的社会，比方说因特网和各种传媒，在某种程度上就打破了这个障碍。比如以前我们没有因特网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弗里德曼在北大经济学院给同学讲，“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可能只，而且可能你到芝加哥大学的网站上，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那儿。在信息获得上，理论上不存有北大的同学知道，我们华大的学生无从得知；但现在有了因特网了，只要他在那儿讲，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太大的障碍了，但是也取决于我们会不会去获得这些信息，有没有积极性去获得这些信息，但至少在条件上已经大大缩小了。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们现在许多时候已经不能预先知道我们到底需要些什么知识，各类学校间的基础知识相信不会相差太多，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种自我学习、跟踪信息的能力，这在不同的学校之间差异不是那么大。所以只要一所大学能够把学生的学习能力培养好，即使这个学校是一个省级的学校，是一个扩招之后才形成的学校，如果这个学校有一个好的理念，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上，那么今后对于一个瞬息万变的劳动力市场来说，他的适应力可能会更强，他的创业能力可能也会更强，也不见得就比名牌大学差。

    2．
    （听众2）问：您好，我想请问下在当今就业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在校生应重视哪些能力的培养？

    （蔡昉）答：首先应该是适应力，就是学习的能力，就是你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我刚才讲过了，我们现在的失业率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是自然失业率，而自然失业率对于对于大学生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大学生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自然失业。因为你上了大学以后就背上了一个农民工所没有的包袱，就是专业对口，农民工没有专业对口，农民更没有专业对口，但事实上专业对口只是极少部分，只是对于很专业的研究领域来说，你在企业干，在公司干，在政府干，其实理论上来说，都没有专业对口。因此说，适应，学好最基础的部分，学会怎么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领域，这是你的最基本的适应能力；还有，我们现在提倡创业，创业不是指开公司，不是说和比尔盖茨一样，才叫创业，给自己创造一个饭碗也是创业，有很多人就在因特网上找到了新的商机；再有，就是大学生就业还是应该调整自己的预期。就98年的下岗来说，很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下岗了，这是坏事，但有一点是正面的，就是铁饭碗的打破，让他们学会了适应劳动力市场。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由“找市长”到“找市场”，自我雇佣、开小买卖，降低自己的预期，去干自己过去不爱干的事情，最后他们适应了劳动力市场，就又回到了劳动力市场来了。这一次的大学生严峻的就业形势，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如果它能起到教育我们的大学生学会降低自己的预期，也算是一个好事。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一个大众化教育的阶段，不再是过去精英教育的阶段了，因此在大众化的教育阶段，也不要想太多的专业对口。但大学教育毕竟给你提供了比别人多四年的学习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学习能力，去适应劳动力市场，从比较低的预期干起，但同时要有一个更远大的抱负，这样既不会好高骛远，不不会妄自菲薄。我觉得中国未来像过去三十年一样，再持续增长30年应该不是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三十年是怎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再发展三十年呢？所以大学生今天降低自己的预期并不代表一生都是灰暗的，未来的三十年，我们还不知道要创造多少奇迹，我们今天降低预期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创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听众3）问：蔡教授，您好，按照您的讲解，每次经济危机后，随着社会的更新，劳动生产率也随之提高，就业水平相对下降，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刚才您反复提到，要把就业作为政策选择的第一目标，这样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或者对其他方面的考虑？

    （蔡昉）答：对美国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太特殊了，美国人和人的差距是很大的，有相当相当多的人不爱读大学，中学毕业就不读了。对整体美国人来说，这些岗位应该拿到发展中国家去，但是美国又有那么多低层次的就业者，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很难避免。但是对中国来说，我们因为有东中西三类地区的巨大差距，因此，比如说，我们泉州地区有些产业要转移了，而我们又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新的产业、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那就不会产生就业压力。对泉州来说，，可能还是招不到工人的问题。同时，我把我们更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只要不转出中国——转到中西部地区，这些产业继续在中国存在下去。也就是说，过去支撑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我们还有中部地区，还有西部地区，每一个地区再支撑三十年的增长，也是可能的。因此，中国会有一百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那我想，在全世界，中国的地位就可以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国，有一个大国效应，劳动力多实际上是一个好处，我把它叫做人口红利。我们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但是有结构问题，有区域问题，只要我们处理好产业衔接和转移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既提高了我们的产业层次，同时不降低就业率。而且，其实我们的某些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也是它的产业升级，它过去没有工业，或者是一个污染型、资源型的企业，变成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但是不污染，对它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在中国不一定，不是规律。

    4．
    （听众4）问：您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地区产业转移、结构升级的问题，它对产业转移地会不会造成就业压力？如果会，要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第二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关于周期性失业的问题，那么这个周期，预计是多长？谢谢。

    （蔡昉）答：产业转移是资源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只有说我们泉州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而我们的资本积累比较丰富的时候，我们才会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不是反过来；如果反过来，我们执行一个“腾笼换鸟”或者“腾笼换凤”的战略，但是提出的目标与当前的资源禀赋产生差距了，而我还处在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就走到技术密集型或者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那就会产生就业问题。因此，第一，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就是生产要素价格信号。你不要扭曲劳动力的成本，不要扭曲资金的价格，不要扭曲土地的价格，你扭曲了，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成本是什么；只要不扭曲，它会选择正确的合适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就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其次，对于政府来说，政府总要比企业看的更远，不仅要看到当前的比较优势，还要看到比较近期的动态比较优势，这样政府可以未雨绸缪，做出一些政策的引导，但是政府不要替企业进行选择。为什么说广东“双转移”政策也有一些批评，就是因为有人觉得这是政府在替企业做选择。    
第二个问题，周期性的失业在正常情况下，就是经济周期过去了，失业率就下降了。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的经济下半年是有可能复苏的，明年会更好。因此说，今年见底，明年复苏，这是完全可能的。通常的情况下，明年我们的失业问题也就会缓解一些，但是为什么我刚才专门用一个标题讲“无就业复苏”呢？就是如果你的战略不对的话，你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高度重视就业的话，你就可能出现经济复苏了，但失业问题依然很严峻。

    5．
    （听众5）问：珠江三角洲存在着农民工返乡的现象比较多，而按照您刚才说，泉州由于就业的灵活性，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不那么明显，情况会好一些，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央的4万亿投资，在制造业上的资金分配是比较少的，我认为，如果要把产业转移升级到中西部地区的话，为何不在中西部地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交通设施，从而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再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过去？谢谢。

    （蔡昉）答：我先说第二个问题，正常年景，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中西部地区占大概是50%，这次的4万亿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百分六十几，一种是百分七十，也就是这次的基础设施投资更加侧重中西部地区，正好和你希望的是一样的。
    泉州和珠三角比较的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经济体是一个比较藏富于民的经济体，就是老百姓不仅有打工收入，也有财产收入，那么他应对危机的能力就会强一些。从微观上，对于一些中小企业主来说，在危机面前也更容易撑住，企业希望员工能共度时艰，员工就比较有可能和企业主一起度过难关。这样危机过后，就保存了经济繁荣时期所需要的技术和工人。特别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开始遭遇用工荒、技工荒的情况下，今天保留下来的技工，对于明天的复苏是有积极作用的。从更宏观一些来说，如果大多数人采取了这种措施，就会形成失业率比较低，人们收入并没有多少减少的情况，那么人们的消费也不会降低太多，内需也就保住了。内需是我们保GDP增长的一个最根本的因素，我们光投资没有消费，也不会有太大的GDP增长，即使今年有，可能明年就没有了，而且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在泉州地区可能也不会特别多。所以对我们这样的地区来说，保住民生，也就保住了内需；保住了内需，也就保住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正常环境。因此，所有的这些，还是和我们的经济结构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