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讲魏后凯与观众互动

时间：07-22  来源：  作者：

1.城镇化进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所在，以及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观众A】：

魏教授，你好！你刚才讲城镇化中由于农民进城出现了很多问题，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贫富差距、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城市发展存在的这些问题，它的原因在哪里？如果解决这些问题，它的突破口在哪里？

【魏后凯】：

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粗放型的城镇化，这些问题并不是城镇化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一种粗放的发展模式。因此，不能因为这个来否定城镇化。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提高城镇化的效率，其关键就是提高城镇的发展质量，减小城镇化的成本与资源环境代价。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很大，它涉及到一系列的体制、考核机制等方面的因素。比如说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困难。尽管北京、天津缺水，但前些年京津高耗水企业拼命扩张，原因就在于用水价格非常低。虽然从外地调水包括南水北调的成本很高，但这种成本是靠全国人民分摊的，这反映了资源价格的机制没有形成。假如把南水北调的成本都分摊进去，京津高耗水产业还能拼命扩张吗？针对现在大量的消耗资源等问题，需要采用阶梯价格等方法来进行解决。

    此外，考核机制也得改变，要把资源的消耗、生态保护、“三废”排放等纳入GDP核算和考核指标体系中去。比如，在城市建设中，由于部门分割、多头管理，各种管线的建设，每一个部门都挖开，挖开以后再填上，另一个部门又挖开，再填上，挖一次填一次都是GDP，但这就是资源的浪费，资金的浪费，人力的浪费，还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如果合理的考核和价格机制形成后，自然就会形成资源节约的局面。现在城市单位土地产出效率很低，今后应主要靠挖潜来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

【观众B】：

您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城市里的二元结构问题，在厦门表现的比较明显，上个月厦门的BRT事件就是城市中贫穷市民的极端表现。对于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魏后凯】：

城市二元结构现在也有争论，大家都在研究。中国的城镇化有一点可以自豪的，就是没有出现印度、拉美国家那样的城市贫民窟，但是现在城市贫困人口越来越多。我认为，未来中国贫困问题的难点和重点将会逐步由农村贫困向城市贫困转移。之前我曾向有关部门建议，要把城市和农村贫困统筹起来考虑，但有人认为现在农村的扶贫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且要统筹的话会触及诸多部门的既得利益，国务院扶贫办只是管农村的贫困问题，城市贫困问题既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是多头管理。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棚户区问题。2008年以来，全国已经改造了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今后5年还将改造各类棚户区1000万户。如果不对棚户区进行改造，长年累积下去，则有沦为贫民窟的危险。    

二是城中村、城市边缘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要分开看。在北京的城中村，本地农民很有钱，真正没钱的是住在里面的外来农民工。城中村改造和城市边缘区的整治，主要是提高环境、治安和城镇化质量，不改造的话城镇化质量肯定上不来，社会治安也成问题。    

    三是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问题。典型的就是农业转移人口，这是难度最大的地方。市民化分为两块，一是本地农民的市民化，这是农改居的问题。在一些特大城市，农民的积极性不是很高，改的不彻底，也是老大难问题，因为要求不一样。另一就是外来农民工市民化，这是今后市民化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难度最大的还是地方政府，目前大城市的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因为它承担的外来农民工比较多；另外就是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有的城市是外来人口比户籍人口还多，如果按常住人口计算，一些人均指标要下降一半多。而且，这些城市产业层次较低，“三来一补”比重大，产业也不稳定。尤其是港澳台企业，更多的是看重优惠政策。要是现有的产业转移走了怎么办，这也需要认真考虑。像IT产业的转移，为什么会从东莞转移到苏州的昆山？就是因为那边的优惠政策到期了，加上昆山这边的争取和优惠，大批台资企业就过去了。

2.如何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问题？